郁达夫先生翻译的林语堂英文代表小说《瞬息京华》，得以在《华侨周报》上连载，要归功于一位名叫李晓音的女子，而这又要牵扯出他们两人之间的一段凄美的乱世未了情。我写这一段，不是喜欢八卦，也不是为了吸引眼球，但我确实担心郁沙会不会同意我写，会不会觉得我连“为尊者讳，为长者讳”都不懂。因此，在将本文“七之上”发给他过目后，我试探性地提及了接下来的写作计划，并特别强调他父亲在《郁达夫的星洲三年》那篇文章中，已多处写到这位李小姐，只是写得不太详细。没想到郁沙先生一点异议都没提，反而谈起了他自己了解到的一些情况。对此，我真是又惊喜，又感激，又如释重负。
郁飞说，当此多事之秋，郁达夫生活中又平添了一个因素，即结识了一位名叫李筱瑛的女子。他在另一篇文章中又将她的名字写作“李小瑛”。其实，她真正的名字叫“李晓音”。由此推测，郁飞或许只是听说过她的名字，而不知其确切写法（当然也不排除几个名字同时使用的可能性）。李晓音当时是新加坡英国当局新闻宣传部（Ministry of Information，一般译作情报部，但此部门主要负责向民众提供信息，而不是侦查、特务部门，为避免误解，我在本文中索性将它改译为这个名字）的华籍职员，后来又担任了新加坡电台的国语播音员。郁飞说：“李筱瑛是福州人，上海暨南大学文科毕业，既漂亮也聪明，中英文程度都好，沪语国语全能说。不知为何那时也浪迹天涯，同我们相逢在星洲了。那时南来的青年女子同我们家相识来往的不止一个，然而只有她出现在父亲生活中时，恰好具备了两人关系发展到不同寻常的条件。父亲当时不过中年，独身经年，对此作何打算自然不会对我说到。”还说这位年轻小姐，刚闹过桃色纠纷，处境尴尬，郁达夫却不避嫌疑，把他的书房借给她住。从此两人关系日益密切，并有进一步结合的打算。郁达夫甚至借用罗马史家Livius的英文名字Livy（李维）作为对李晓音的爱称，有一次还当着郁飞的面用德语Ich liebe dich（我爱你）来表达爱意，却被不懂德语的郁飞猜了出来。
有回忆录记载，刘海粟1941年1月12日在老友胡载坤的期颐园作了一幅题为《芦雁》的画。郁达夫在画上题了一首诗，后来发表在这年7月22日的《星洲日报》副刊《繁星》上，诗云：“万里南飞客感深，露香菰米费搜寻。炎荒怕读刘郎画，一片蒹葭故国心”。蒹葭一句典出《诗经•秦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郁达夫以“孤雁”自比，想到创造社时期的友人天各一方，不知何时相见而伤感不已。这首《芦雁》语言直白，却玉壶冰心，饱含着怀国怀乡的无限深情。不过最被人津津乐道的还是，郁达夫给这首诗取的标题“为晓音女士题海粟《芦雁》”，透漏出了他对李晓音的一片深情。
年轻时在新加坡受过郁达夫提携的马来西亚作家温梓川，在《郁达夫别传》一书中，曾以“郁达夫太太”形容李晓音，并称她是风姿绰约的标致女人。曾与郁达夫一起在新加坡从事抗日宣传工作又一起逃往苏门答腊的王任叔（宁波人，左翼作家，笔名巴人）则说，郁达夫对这位李小姐“忠顺与卑屈，已到了奴隶的程度”。郁飞也说，李晓音的话对郁达夫很起作用。她笑话文人往往清谈误国，他就以多提笔的行动表示接受。战争爆发后他身兼数职，她就提醒他不要成为华威先生。新闻宣传部要办一张四开的《华侨周报》，李晓音向当局推荐郁达夫去任主编，于是从1941年的年中开始，他就兼任了《华侨周报》主编。郁达夫生平在银钱方面从无计算，有余钱就买书或烟酒，要是没人经管，无论收入多少总是两手空空。郁达夫兼任《华侨周报》主编后，月薪翻倍，多亏了李晓音从旁劝说，他才按月存起些钱。这样后来送郁飞离去时，才有一笔款子汇回国供他取用。
郁飞在《郁达夫的星洲三年》中说：“周报出刊后，李筱瑛成了编辑工作的助理。我常听他们商谈编务，也就从旁出了个主意，对父亲说：‘林语堂托你译的那部小说，你若现在着手，在周报上连载，岂不使周报身价十倍！’……这回怂恿他开译以副作者和读者的期望，他居然听从了。于是每期周报上都有一栏译文。女助理自然从旁斟酌文字。”可见，郁飞和李晓音对推动郁达夫发表《瞬息京华》的译文都是功不可没的。可惜这项工作启动得太晚了！我们前面说过，连载开始于1941年8月30日出版的第22期，同年12月27日《华侨周报》因太平洋战争爆发而停刊，郁达夫译文仅发表三万字左右就再无后续。由于《华侨周报》宣传抗日，新加坡沦陷时期遭日本侵略者严禁，现在连已发表的部分也找不着了。
孔网书友@半程风雨半程路 读了我这篇文章的“七之上”后，给我留言说：“新加坡国立大学（NUS）图书馆 “海外华文报章（胶卷）”收录了《华侨周报》（HWA CHIAO WEEKLY）第22期。”我刚好有位师兄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工作，就赶忙请他帮忙查找。师兄听了我的介绍，也觉得资料非常珍贵，第一时间联系了学校图书馆。第二天上午十点多，图书馆工作人员Chow Chai Khim给他回邮件说：“Unfortunately, due to deteriorate condition, the microfilm reel (华侨周报 [microform] Hwa Chiao Weekly) can no longer be used and has been discarded.”我们去得太迟了，这个微缩胶卷已坏损并被丢弃！我将这消息告知陈子善先生，他也说：“这样啊，真太可惜了！”我师兄又转告我这样一条消息：台北林语堂故居在2015年10月21日宣布，加拿大发行的中文刊物《华侨评论》（Overseas Chinese Critic Monthly），自1946年7月16日出版的第6期起，开始连载的一部分汎思译《瞬息京华》，就是郁达夫当年的译文。后来有人发文分析，这很可能是冒牌货（）。
书友@半程风雨半程路 后来又回帖说，“七之上”中那张图片上的《华侨周报》，并不是郁达夫主编的那份，而是民国时期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主办的，刊名题字者是曾任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委员长的陈树人，事实上这份原件目前还在孔网挂着（那里给出的图片分辨率够高，可以看得更清楚）。难怪目录中没有见到郁达夫译《瞬息京华》这个条目。看来，要辨别网上信息的真伪，要戳穿各种阴谋诡计，确实是同时需要明察秋毫的慧眼、深厚的功底和不轻信的治学态度！不然就得像我这样，将初稿贴在网上，广求各方高人批评指正和补充。在此要向书友@半程风雨半程路 表示衷心的感谢，并致以崇高的敬意！更企盼在广大书友的共同努力下，最终真的能找到一份刊载了郁达夫译文的《华侨周报》！
回过头继续讲李晓音吧。郁飞认为，李晓音不顾年岁悬殊，跟郁达夫日益亲近，“仍不免是仰慕他的名声和才情”。尽管李晓音一再对郁飞表示好感和关切，他都不愿领情，竭力使自己嫌恶她，而且还“多方发泄不满”。郁飞说，这半年中他惹起的许多事端，日后回想起来全都感到后悔。郁飞之所以不接受这个“挑不出多少不是之处”的女性，一则是不愿眼前唯一的亲人对他的爱有所分散，再则是不愿旁人笑谈时说他又要有新妈妈了。就因为郁飞不接纳，再加上局势动荡，郁达夫和李晓音最后只能分开。郁飞随身有条俄罗斯厚毯，是这位李小姐在37年前星岛临行时送的，因为嫌重而常年不盖，倒成了劫后唯一的早年旧物，只是因为年岁比郁飞还大，在1979年写那篇文章时已经发脆。郁飞特别写到这条厚毯，除了睹物思人之外，不知是否还别有深意。后来，郁飞也在上海暨南大学读文科，到新疆工作时娶的恰好也是一位播音员，我不禁想问这仅仅只是巧合吗？
郁飞说：“大概1942年元旦前，李晓音搬出我们家了……可我知道，自后两人来往并未减少，工作上和个人间的密切关系反而有增无已，直到两人分别撤出危城之时。李是英方职员，自可随官方撤往爪哇，后来大约转往印度度过战争时期。”在新加坡沦陷前两星期，郁达夫终于与胡愈之、王任叔等，乘小汽船“穿过弹火飞机交织似的海面”离开新加坡，向苏门答腊逃亡。在战乱中，郁达夫对李晓音仍思念至深。郁达夫1942年2月至4月逃难苏门答腊途中写作了《乱离杂诗》12首，与写给王映霞的《毁家诗纪》一样轰动传世。郁飞认为前七首的女主人公就是李晓音。诗中多处引用古代诗词中长生殿、雨霖铃，赠钗记取、鱼雁传书等表示恋人间约定与思念的典故，其中也夹杂着各种担忧和回忆，比如“似闻岛上烽烟急，只恐城门玉石焚”。两人隔着一条马六甲海峡，好比咫尺天涯。郁达夫曾试图寻路西上与李晓音会合，无奈交通已断，真是“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了。当郁达夫在广播里听到李晓音的声音，写出了这首“却喜长空播玉音，灵犀一点此传心。凤凰浪迹成凡鸟，精卫临渊是怨禽。满地月明思故国，穷途裘敝感黄金。茫茫大难愁来日，剩把微情付苦吟”。多年后，原来不能“体会嘤嘤求偶的男女的心境”的郁飞终于明白，当诗人碰到能够激起炽热情感、唤得起少壮年代奋发精神的对象时，在那样一种前路渺茫、生命危如累卵的困顿环境中，情思会得到升华而凝炼成情意缠绵的诗篇，会让“现实生活中并非罕见的一个女性化为诗歌中的夷光和洛妃”。郁飞应该也设想过，当初要不是自己竭力捣乱和阻拦，让有情人难成眷属，郁达夫先生也许就能和李晓音一起撤往爪哇，而不至于在巴耶公务惨死于日本宪兵之手。
《逃避沉沦：名人笔下的郁达夫、郁达夫笔下的名人》这本书中，还收入了吴继岳1983年7月写的一篇《值得我们永远怀念的爱国诗人郁达夫先生》。这位与郁达夫在《星洲日报》同事两年多的泰国华侨，在文中也介绍了李晓音与郁达夫的恋情：“李筱英原籍福州，生长上海，受过大学教育，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和普通话，当时任职新加坡政府情报部为广播员。她年约二十五六岁，结过婚，因意见不合已和丈夫分居。她生得花容月貌，明艳照人，二人萍水相逢，很快就发生不寻常的感情。李筱英一因久慕郁先生的才华，且知道郁先生已和王映霞仳离，由于同病相怜，李筱英便主动向郁先生示爱，郁先生的兼职英情报部，就是李筱英介绍的。二人成为同事后，关系更加亲密。李筱英常随郁先生来报社，郁先生向我们介绍说是‘朋友’。不久，李筱英公然以郁先生的‘契女’身份，搬进郁先生家里。那时郁先生的大儿子郁飞已十三四岁，对李筱英没有好感，郁先生也因受过王映霞的教训，对年纪几乎比自己小一半的美丽，虽然不拒她的热爱，但碍着儿子，不便正式结婚。两人虽已同居，但名义上还是‘契女’与‘契爷’。这种情形约莫过了半年，太平洋战事爆发了。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底，李筱英先跟英情报人员撤退到爪哇岛，郁先生不愿因儿女私情跟她一起去，仍留在新加坡。一个月后，郁先生终于与胡愈之等，在新加坡沦陷前两星期，乘小汽船离开新加坡，向苏岛逃亡。”吴继岳的描述实际上存在诸多不确切之处，但该文问世之后广为流传，影响不小，为李晓音的生平增添了几分扑朔迷离的色彩。
吴继岳这篇文章还记叙了作者多年后与李晓音的一次会面。“李筱英以后随英军撤到印度，在印度与一位‘自由泰’的泰国青年（也是广播员）结婚。战后他跟丈夫到曼谷住过半年，旋又去伦敦。她的丈夫在伦敦遇车祸丧生，她又成了寡妇。1949年，我从曼谷率领一个羽球队到星洲去比赛，那时李筱英在新加坡《丽的呼声》电台任华文部主任，我得到张匡人兄（已去世）介绍，与她重逢，她特别安排我的球员在《丽的呼声》广播，加强宣传，还请我吃了一顿饭。席间谈起郁先生，我们都不胜唏嘘，她更莹然欲涕。”他以后就不知道她的下落了，直到写这篇文章前才读到，她后来再嫁并育有儿女，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住在香港，因儿女在澳洲，她最近又去了澳洲。他说，三十多年前在星洲重逢时，“她还具有徐娘风致，现在她已是年近古稀的老太太了”，回忆前情，更有不胜沧桑之感。
我前段查资料，恰好读到薛依云2018年6月18日发在天涯论坛上的一篇《郁达夫瞬息京华与乱离杂诗事迹补遗》，惊喜地在文章中获得了不少关于李晓音的更可靠的信息。《新加坡联合早报》在2012年5月25日刊登了一篇《丽的呼声第一任中文部主任——李晓音生平补正》，其中引述了《星洲日报》与《南洋商报》1949年7月31日刊登的《丽的呼声开幕纪念特刊》（Special supplement of the opening celebration issue for Reddifusion）。文章中提到李晓音曾担任该台第一任中文部主任，也兼管理英文节目部，特刊上还刊登了一张李晓音难得一见的玉照（摄于1938年大学时期）。
这篇文章中所提供的相关信息，得到过李晓音儿子张良华的证实，大意是：李晓音在日本侵略东南亚时期，于1942年跟英军撤离到印度，借调到印度广播电台，继续作抗日宣传。她曾要求英军将郁达夫一同带走，但不成功。在前往印度的行程中，她和泰国语文化部主任发生情愫，后来他们在新德里结婚，生了一个儿子。战后与泰籍丈夫从新德里借调到锡兰（斯里兰卡）的科伦坡。1949年，新加坡“丽的呼声”广播电台成立，聘请李晓音为中文部主任。五十年代初，她和泰籍丈夫分手。李晓音担任“丽的呼声”第一任节目总监时，聘请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化学系的张轼（时任教于华侨中学）到“丽的呼声”任职，后来升职为中文部主任，两人志趣相投，惺惺相惜就结婚了。1955年张轼辞去“丽的呼声”职务，到伦敦英皇学院攻读核子化学博士学位，未几李晓音携同儿子到英国，在伦敦经济学院修读课程。1957年，他们一家经欧洲回到中国，张轼于1973年在北京病逝，儿子张良华于1973年离开中国大陆到香港（后来任教于澳洲格里菲思大学）。一年多之后，李晓音偕同两个女儿离开北京到香港，之间曾在澳洲定居。
2014年，李晓音的女儿Felicia Zhang与Christopher R. McMahon合作，在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现代中国文学与文化》（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这份期刊上，用英文发表了一篇长文“Li Xiaoyin: Yu Dafu’s Lover or Muse?”（《李晓音：郁达夫的情人还是缪斯女神？》）。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是，逐句研究和分析郁达夫在1942年逃离苏门答腊途中所写的组诗《乱离杂诗》（“Miscellaneous Poems of Chaos and Separation”composed while Yu Dafu was exiled in Sumatra in 1942）。文中还给出了李晓音的一些重要生平信息：1918年12月1日出生于福建福州，其父亲叫李勉堂（又名李拯中）。1939年从上海暨南大学毕业后到砂拉越教书，1940年左右从砂拉越的诗巫（号称小福州）到新加坡。此前有段婚嫁离异的媒体报界传闻纯属谣言，当时李晓音只有21岁，在砂拉越逗留的时间前后不到一年。同年4月，她介绍郁达夫到英国管辖下的新加坡新闻宣传部兼任《华侨周报》编辑。1940年10月，因为寻找居所困难，李晓音在郁达夫的建议下，搬进了他住家的书房。Felicia Zhang还强调说：在2010年及2014年曾就与郁达夫的关系，正式采访过她母亲，得到的亲口答复是：郁达夫对她有爱慕之意，但彼此之间没有任何夫妻之实。如果李晓音如今还健在，已经是百岁老人了。
同郁飞一样当时对李晓音不存好感的还有左翼作家王任叔。他在《记郁达夫》这篇长文中，谈到李晓音之处甚多（倾向性也很明显），虽然没有明确写出她的名字。他说，和郁达夫在新加坡初见面时，李晓音已搬入郁达夫的书房。他称她为达夫的爱人、追逐的女人、同住的女人，说她“大有法国贵族妇人的气质……必须和她站在平肩的时候，既需有名士的才气又须有达官的权势和巨贾的富有。我在达夫所批评的那离弃的夫人的缺点中，也仿佛见之于这女子”。他觉得郁达夫是“一个精神的贵族主义者，行动的浪漫派”、“只有爱情与友情，是他的支持力”。在星洲抗战的最初，郁达夫和李晓音一起多次参加公众集会，“那女士的慷慨激昂的抗战的论调，不必谨守政府法令必须首先发动人民参加抗战的论调，似乎便是达夫坚持那一时候抗战斗志的动力”。王任叔说，郁达夫原本不准备离开沦陷的新加坡，而是有“乱世隐居桃园的梦想”，所以把不赞成他和李晓音结婚的郁飞遣送回国，以便在敌人打入星洲后，“同居一起，过他们自由的生活”。郁飞也提到，1942年新年前，他父亲在一条僻静的街道上化名租下一家店铺的二楼单间，置备了一些不显眼的简单家具，甚至还买了十多斤牛肉红烧后切片晒干，带到那屋里去储存。直到他1月30日离开新加坡时，那屋还未退租。
后来形势急剧恶化，新闻宣传部随英军撤退，撤退名单上有李晓音，却没有郁达夫，虽然他也是其工作人员。李晓音临走前劝郁达夫撤离：“你是不能留下在这里的。以你的出身和地位，敌人很可以利用呢！”于是，在2月4日清晨，郁达夫和王任叔、胡愈之等28个男女老少乘坐由一只小舢板改装的电船，逃离了新加坡（我给郁沙发微信说，我写这句线日清晨！）。据胡愈之回忆，当时郁达夫随身只带了两个手提箱。那两本林语堂亲笔签注的英文版《瞬息京华》，被郑重其事地放入箱内，但直到遇害他再也没找到机会继续翻译了！
篇幅所限，郁达夫隐姓埋名流亡苏门答腊岛的那段艰难、危险而又悲壮的生活，我这里就不重复了。最后贴一张郁达夫生前最后的照片，再来一张《苏门答腊的郁达夫》作者铃木正夫2000年和郁沙在西安的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