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强调“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并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这说明，制造业竞争力问题不仅是一个长期战略问题，而且是短期的政策关注点。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在短期内影响产业经济效益和经济增长，在长期上则关系到经济高质量发展，兼有短期和长期的重要性。

　　将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作为今年政策的关注点，还说明我国更加重视制造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主体，也是国际竞争的焦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关系到经济高质量发展全局。近年来，我国制造业规模不断扩大，但同时也出现了传统竞争力不断弱化、新的竞争力亟待培育等问题。培育并提升我国制造业核心竞争力一直是一个需要高度重视的问题。

　　制造业竞争力来源于多个方面，主要可分为四个层级：第一层级是来自资源禀赋优势的竞争力，比如，一些国家拥有丰富的矿石、石油资源以及劳动力资源等；第二层级是来自生产效率的优势，包括产业配套优势、产业规模优势等，生产效率高可以显著降低生产成本；第三层级是来自生产技术、工艺以及质量管理体系的优势，很多传统工业强国基于长期的工业知识积累，可以形成许多其他国家难以掌握的生产工艺等；第四层级是来自核心技术与品牌价值，发达国家往往在某些方面具有其他国家不掌握的核心技术，并通过专利等形成体系化的竞争力。

　　要判断哪些是核心竞争力，关键要看对于这一竞争力，其他国家和地区是否容易模仿和赶超。在上述制造业竞争力的四个层级中，第一层级的优势最不稳固，最容易被模仿或赶超。这是因为多数自然资源分布较为广泛，一国不太容易形成垄断性优势。第二层级的规模和效率优势也较易被模仿，不少国家虽然难以形成全方位的产业链配套优势，但可以集中力量专注发展少数产业，从而形成生产效率上的追赶。相比较而言，第三和第四层级的优势不易确立，可一旦形成了优势，其他国家就难以模仿或者赶超，因而也更为长久和稳固。

　　目前，我国制造业竞争力总体上以第二层级为主，正在向第三和第四层级攀升。很多发达国家基于长期的工业化积淀，掌握了不少高端生产工艺，并且享有先发优势和在位优势，我国作为后发国家，要全面突破这些优势形成的壁垒，短期内难度很大，这也成为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短板和制约因素。

　　一是要把握好规模和竞争力的关系。长期以来，我国工业发展呈现为规模扩张型模式，超大的规模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进一步的配套优势，但在新发展阶段，我们更要看到规模和竞争力之间的复杂关系。对于很多产业甚至是高技术产业，如果各地一哄而上，规模扩张过快，就可能形成高技术低效益、“赔本赚吆喝”的情形。因此，形成各个地方错位分工的产业发展格局，避免过度竞争，通过适度的规模增长达到提高效益和增强创新能力的统一是非常重要的。

　　二是要把握好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的关系。有观点认为，传统制造业属于低端产业，没有核心竞争力，而只有新兴制造业、高技术高附加值制造业，才是高端产业。实际上，许多传统制造业具有很高的升级价值与空间。特别是近年来，数字化、智能化转型为传统产业带来了新的竞争力和发展空间。同时，无论是从全国还是全球范围看，信息技术、智能制造等高端产业的规模与需求都是有限的，如果每个地方都挤在这些竞争激烈的“赛道”上，那么最终的效益并不一定比着力发展传统产业好。所以，如何发展适宜本地资源禀赋的制造业，是各地需要解决的问题。

　　三是要高度重视“人”的问题。拥有大量高素质劳动力一直是我国制造业的重要竞争优势之一，但近年来，很多企业都出现了人才短缺的情况。总体而言，大量就业人员“重服务业轻制造业”、不愿进工厂的偏好突出。要解决这一问题，除了开展教育培训和营造崇尚实业的文化氛围外，还要尽可能地提高制造业的效益水平并相应提高劳动报酬水平，让制造业的报酬显著高于同等条件下的其他产业，这是吸引高素质人才投身实体经济发展和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条件。

　　数字丝路是我国新时期发展的战略性选择，是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数字丝路贸易的伟大实践正在使古老的丝路焕发出新的光辉。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国际关系学科建设显著加强，发展目标、主要任务、建设路径都更加明确，要求更加清晰，学科建设明显提速，突出体现在学术创新、实践支撑、人才培养等方面。

　　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学科建设涵盖了高等教育体系中为适应新型城镇化发展需求而设立的大量相关专业和研究方向，在实践中也是由一个庞大的职业群体共同推进着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相伴的城镇化进程。

　　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为理论创造提供了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为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应用的深入，数智化将为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带来更多的机遇和动力，助力中国实现美丽中国建设和“双碳”目标，为全球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网络梗”越来越成为网络空间讲好正能量故事的优良载体。加强“梗能力”建设，是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高质量传播的重要途径。

　　与“修昔底德陷阱”的预设恰恰相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向前发展。

　　“碳中和”背景下，有必要将具有高碳汇水平且集中分布的区域纳入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当中，实施具有规范性和制度化的用途管制策略。

　　数字治理，本质上是数字技术向多元治理主体赋能增效的过程，其目的是在数据收集、分析、利用的基础上，从多个层面对治理系统的感知、决策和执行能力进行提升。

　　在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我们更需要的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念，而非吸引眼球的所谓“理论”。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必须用好总体国家安全观这一强大思想武器，自觉运用其方法论原则武装头脑、指导实践，从整体上把握国家安全，不断开创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新局面。

　　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底座，是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的基石。要立足不同产业特点和差异化需求，推动经济产业全方位、全链条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高质量构建“大思政课”工作体系要聚焦目标、效果和特色，着力破解思政课建设中的重点、难点和关键问题，带动思政课叙事表达体系和场景体验模式的深层变革。

　　中华文化的主体性植根于5000多年的文化沃土，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加速发展，各国既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也需要应对新的全球性问题，国际社会迫切需要携手合作，共同打造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春节即将到来。值此之际回望2023年，中国经济主要预期目标圆满实现。展望新的一年，我国经济发展依然将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但同时也具有体量大韧性强创新后劲足的竞争优势、宏观经济政策回旋空间大的支撑效应、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增长红利等三重有利支撑。

　　要聚焦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以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和优化政府职责体系为重点，在“加减乘除”上做文章，推进机构改革再深化，为在新征程上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新动力。

　　面对不断升级的数字社交产品，反而需要青年人意识到沉浸式社交环境背后的营销策略与运作逻辑，从而与社交媒体生成的感官刺激与虚拟自我保持距离。

　　“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提出，内含着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宗旨，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根植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符合中国的初心使命，体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高度统一。